“读书让我做人有原则,正是因为有原则,人们尊重的是我这个人,而不是因为我写了多少字。”
梁晓声讲了一个故事。有一年,德国的三家电视台到北京采访他,谈了很多之后,记者话锋一转,“请你谈谈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?” 梁晓声彬彬有礼地,但不无遗憾地告诉他们,“我知道你们的采访用意,但你们选错人了,恰恰在文革中,我以一个少年所能做到的方式同情和帮助了那些受到迫害的人。” 1966年,梁晓声初中毕业。那时,文革已经开始。“很多书被烧掉了,中国进入了一个没有书籍的时代。”在下乡之前,他找到班主任老师,对他说,“我的眼所见的这一切都是错误的,甚至是邪恶的。”“像我这样在青年时代读过那么多书的人是不多的。”梁晓声说,道理就在那摆着,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没觉得呢?因为他们没读书。
梁晓声说,读书让人懂得事理,会使人向好。如何构建充满书香气息的社会?“走在街上,我满眼看到的都是不读书的人。”梁晓声说,如今很多人没事儿的时候就坐在那里盯着手机,成为“手机控”、“低头族”。
在梁晓声的包里,总有他随身带的两三本书,一有时间他就拿出来看。“书籍很难影响18岁以上的人。”梁晓声认为,应给孩子们更多时间去读感兴趣的书。“大家都怕寂寞,而读书的人不怕寂寞、不怕孤独,这就是读书的好处。”梁晓声说。